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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教室,就覺得像是小型的聯合國。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外籍生齊聚在教室裡一同學日文,在台灣的大學裡還滿難遇到這種情況的。我在清大曾經擔任過華語教學志工,卻也沒有看到來自那麼多不同國家的班級。而且,這門課的學生多半是該學期入學的博士班新生,另外有少部分是博士後研究員,無論是什麼身分,都是京大的新鮮人(如果不是新鮮人,就不會來上入門的日文課了)。雖然有些學生已經先上過兩堂五十音的課,但是也有些人和我一樣不用上,所以老師在課堂開始時依舊讓學生一一自我介紹,並且幫每位學生把名字翻成日文的片假名。

Abedin來自孟加拉,之前曾在自己的國家教書。他上課常常跟不上進度,所以鬧過很多笑話。例如有一次老師要他用日文從一數到十。老師說:「一から十まで。」,他居然重覆老師剛剛講的話,讓全班笑得東倒西歪。後來我們學到了「困難」(難しい) 這個形容詞之後,每次一學什麼新的東西,他就一直竊竊私語:「難しい!難しい!」,結果他這個形容詞學得最好,其他的形容詞還是常常搞混^^"。

Amir是印尼人,來這邊做跟青蛙有關的短期研究。有一次實驗室的Surawut帶我到校本部走一趟認識環境後,在校門口遇到這位印尼人。他在門口用英文詢問他想去的系館,但是警衛室的人和他雞同鴨講。Surawut主動過去幫他翻譯,然後我們帶他找到他要找的教授,因此他非常感激我們。我當時就想,或許他也會來上這門日文課,果然和他變成同學了。他在課堂上對我沒有印象,但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聊起這件事時,他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初是我們幫他找到他的教授,讓第一次來到京大的他感到十分窩心。

Chris是美國人,在康乃爾大學取得數學博士之後,2007年8月來這邊進行一年的博士後研究。有時候日文課同學聚會,或是在學校餐廳吃飯的時候,他的太太Rene(也是美國人,但是她爸爸給她取了個法文名字)也會出現。他們住在德州的休士頓,而Rene並不是研究員,所以在京都的生活十分隨興。她去京都車站附近找了一間密集的日文班,每天上課,上到後來人數越來越少,都快停開了。2008年年初正值美國總統候選人提名戰,我很好奇地問Chris他支持誰。我知道在美國,政治話題是屬於隱私權的一部分,一般不熟的人是不會聊這個的,不過我一開始也說明我只是純粹好奇美國人的觀點而已。他也直截了當地說他向來支持民主黨。我再問他支持歐巴馬還是希拉蕊,他說兩個人各有優缺點,歐巴馬主要的缺點是缺乏執政經驗,尤其是外交方面,而他認為希拉蕊比較沒有領袖的特質,因此他認為最理想的組合是希拉蕊主外,歐巴馬主內。我又問他他能不能參加黨內初選,他說可以,只要把選票寄回德州,這張票就是有效票。直接從美國人口中了解他們的政治觀點相當有意思。

Douglas是巴西人,長得瘦瘦高高,戴一副眼鏡,還滿斯文帥氣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課時老師問大家從自己的國家搭飛機到關西機場要多久,唯一來自南美洲的他奪冠:轉機三次,加上候機,總計40小時。最近的不是我,而且來自上海的同學陳永軍,一個半小時,真是天壤之別。他來這邊念醫學,不過後來因為課業太忙,上了大約1/3學期就不來了,甚是可惜。日本戰國時代有葡萄牙的傳教士來到日本(日本人稱為「南蛮人」),對當時的日本產生一些影響,日文有些外來語來自葡萄牙文,像是麵包(パン)和天婦羅(てんぷら)。班上沒有葡萄牙人,所以唯一會說葡萄牙語就只有他。本來想說有機會可以跟他聊聊這個,同時也認識一下巴西(很多人對巴西的印象大概就是森巴舞和足球吧!),不過因為每次坐的位子都有些距離,加上他常常遲到早退,後來又沒來了,所以沒有機會跟他講到話。

Asmadi、Marfiah、Nuru和Pramila來自馬來西亞,Asmadi是男的,其他三位是女的。Marfiah和Nuru是伊斯蘭教徒,所以總是包著頭巾。Pramila皮膚黝黑,是印度籍的,信印度教,自然就沒有包頭巾。四位裡唯一結婚的是Marfiah,在課堂上聽到她說她有一個四歲的兒子時我嚇了一跳,覺得她看起來還算年輕。後來我要離開日本前和他們全家聚餐,她老公要讓猜她的年紀。拜託,女人的年齡是秘密耶,哪有老公這樣洩露老婆年齡的!我說她看起來像18歲,Marfiah很高興,直誇我真會說話:P。她老公說Marfiah36歲,他自己34歲。昏倒,明明老公年紀看起來比老婆大得多,沒想到竟然實際年紀比較小。Marfiah挺辛苦的,36歲了還攜家帶眷到這邊念博士,夫妻都不會日文,不但得照顧小孩,有一次日文課還請假,為了幫兒子找幼稚園。她念的是水利工程,實驗室不在校本部,而是在琵琶湖畔,從校本部到那邊要轉三次電車,車程要一個多小時,所以她一週只去實驗室三天,每次去就是從早到晚待在那邊。平常的時候當然是由她老公帶小孩。我問她老公有沒有在這邊找工作,他說有試著找過,但是他不會日文,要在這邊找工作相當不容易。

Hoida和Hamed來自埃及,前者是女的,也是伊斯蘭教徒,包著頭巾;後者是個光頭、微胖的男子。Hamed的老婆上學期就上過初級一了,有一次她來拜訪老師,和老師聊天。她不但包頭巾,還蒙著臉,只露出一雙眼睛。第一次看到這樣打扮的真人,其實有點嚇人。後來才知道,在埃及,已婚的女人要蒙著臉。Hoida未婚,所以沒有蒙。Marfiah也沒有蒙,可能是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戒律比較沒有那麼嚴吧。

Jiab、Natthanon和Nobpaon是泰國人,我常常碰到他們會用「三碗豬腳」打招呼。每位泰國人都有一個長輩取的暱稱,平常朋友之間都以暱稱稱呼,有點類似中國古人的「字」。Jiab的本名是Anongnat Sriprachote,Jiab是暱稱,意思是雞的叫聲(狀聲詞)。至於為什麼取這個暱稱就不得而知,會用暱稱當作課堂上的名稱是因為她的名字比較長,不容易翻成日文也不好記。Jiab念的是農學,她的目標是研究水稻,回國後幫助泰國生產更多品質更好的泰國米,希望她的夢想成真。另外兩位則都是用本名。Natthanon和我待的實驗室的一位泰國女生Thitima是多年好友,中學時期Thitima常到Natthanon家作客,然而Thitima不知道Natthanon也來到京大念書。有一次上課時Natthanon問我說我的實驗室是不是有位Thitima,然後說他們是多年的朋友。我回實驗室告訴Thitima後,她又驚又喜,連忙請我下次上課的時候問他的手機號碼。後來他們終於聯絡上了。他鄉遇故知真的是一件令人感到喜悅的事。Nobpaon在班上很低調,和Jiab滿要好的,兩人常常一起上下課。後來實驗室的同學告訴我,由Nobpaon的全名可以得知她來自泰國皇室。嘖嘖。她的穿著打扮十分輕便樸素,絲毫沒有貴族氣息,又那麼低調,別人不說大概也看不出來她有皇室血統。

Lala和Michael是從斯里蘭卡來的,斯里蘭卡人看起來和印度人有點像,也是皮膚滿黑的。Michael其實不是那位同學的本名,他有一個讓全班傻眼的全名,翻成英文字母多達三十幾個,念完要花好幾秒,老師第一次點名的時候愣在那邊不知道要怎麼稱呼。我想全世界沒幾個人記得他的名字吧!所以他只好用他的英文名字。他和Abedin一樣是屬於那種跟不上進度,所以常常出包搞笑的同學。他時常抱怨課堂上教的東西有些同學都會了,這樣他怎麼跟得上。後來他轉班每週一次的班。Lala和他的太太住在國際學生宿舍宇治分館,所以偶爾會在宇治校區遇到他們。

Lamy是法國的博士後研究員,專長是生物物理(biophysics),不要問我這個是在學什麼,因為我也不清楚。其實他上學期就上過每週一次的日文課,只是他覺得進度太慢,後來就中途轉來我們班,在前半學期學得滿好的,是期中考唯一一個滿分的學生。後半學期他代表實驗室到國外出訪,缺了很多課,不過我相信以他的聰明才智,很快就能補得出來。我和他還滿常聊天的,所以關於他的事情,我會另外寫一篇。

Nazari來自阿富汗,一隻腳受傷,所以走路一拐一拐的。有一次下課時間,有位同學手上有份英文報紙,Nazari翻了一下,看到跟蓋達組織有關的新聞,就說他很討厭神學士政權。翻到下一下,又看到布希的照片,說了一聲:I hate this guy. 說來阿富汗的歷史真是滿可憐的,被蘇聯和美國等強權侵略,然後也曾被神學士之類的組織統治過。可惜當時我還沒讀過《追風箏的孩子》,對阿富汗的認識還太少,否則難得遇見阿富汗人,可以藉機多了解一些中亞文化。

Roshan是尼泊爾人,來自首都加德滿都,來這邊學都市規劃和防災工程。他幾乎每次都和我一同搭車回宇治校區,所以也滿常跟他聊天的。他第一次和我聊天的時候覺得我的英文說得很好,讓他感到很訝異,因為他和那邊的一些大陸人聊,發現大陸人的英文普普通通,為什麼同樣都是說中文的,英文程度會不同。所以我給他的印象就是,台灣人的英文比大陸人好。沒有讓台灣人在國外漏氣,這也可以稱得上另類的「台灣之光」吧XD。他會跟我聊一些他搭車時觀察到的現象,譬如說他非常不習慣日本電車裡的高度安靜。他說在尼泊爾的公車上,人人大聲講話,非常熱鬧,但是在日本的電車上,他得忍受不能開口說話,讓他有些受不了。的確,這是日本的社會規範,倒也不是完全不能講話,但是必須非常輕聲細語,我想原因是因為電車上有些人在睡覺,日本人基於尊重他人,所以不說話。根據我的觀察,日本人通常在電車上只會做三種事:睡覺、看書和玩手機。Roshan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日本人如何做得到在電車上如此安靜?是天性使然還是透過教育?他覺得在尼泊爾,這是不可能的事。我覺得在台灣也不容易做到,在大陸更難。我們常常搭校車的時候,發現講話最大聲的就是中國人。吵死了。

Sopheak,柬埔寨人,會說法文(這個國家被法國殖民過嗎?),所以當Lamy轉班進來的時候,他們還可以用簡單的法文溝通。Sopheak比較獨來獨往一點,和他的互動不多,認識也不多。

最後是兩位大陸人,張曉妮和陳永軍。張曉妮主要是陪她的老公呂欣來這邊做博士後研究,她本身也找了一位農業經濟方面的教授做研究。呂欣、Natthanon和Pramila恰巧在同一間實驗室研究生質能。陳永軍則是學物理的,看他年輕的樣子,他不說我還真想不到,他來這邊之前是在上海的一間大學擔任講師,而他之前的學歷是北大物理系。在國外其實有點擔心遇到大陸人的,怕碰到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所以我在那邊除了身邊認識的人之外,都不在其他場合暴露自己的身分。所幸那兩位並不是政治激進或是政治狂熱份子,張曉妮不跟我聊政治,而陳永軍有時候會問一些白目的政治問題,我都是冷處理帶過,盡量避而不談。雖然台灣媒體有時報導,或是一些台灣人聊天的時候會提到,大陸的大學生有多麼用功讀書,台灣的大學生有多麼墮落,國外給大陸學生的獎學金日益增加,而給台灣學生的獎學金日益減少之類的,然後悲觀地認為未來台灣的「草莓族」會逐漸失去競爭力之類的。從我認識的大陸人身上,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用功讀書,但是從他們的談話來看,我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點古板和死腦筋,不太具有靈活變通的創意,可能和他們的政治與教育環境有關。我覺得民主和自由,及其衍生的優良價值、多元文化等等,都是台灣的利器,是大陸人目前再怎麼努力也比不過台灣的,所以我們至少在這個部分必須保有我們的優勢,如此才不會畏懼大陸人的強大。

以上就是同學們的簡介。由國籍的組成可以發現,京大的外籍生仍舊以亞洲學生為主。根據我在那邊拿到的學校給外籍生的簡介,外籍生最多的當然是大陸,其次是韓國,接下來的順序有點忘了,台灣、泰國等亞洲國家都在前十名。雖然歐美學生比例比較少,但是文化的多元性比台灣的大學來得大。這幾年台灣的大學也在致力推動外籍生的招生,在清大的幾年發現外籍生的人數有逐漸增加的現象,不過外籍生多半來自邦交國,中美洲較多,其次是印度、非洲等等。學校後來也規劃了國際學生活動中心,同時也有一個稱為「親善大使團」的社團成立,舉辦跟外籍生有關的活動。然而,外籍生比例甚小,不容易融入廣大的台灣學生之中,除非台灣學生主動和他們接觸。我在材料系的課堂上遇過兩位印度學生,主動和他們聊天,讓他們覺得有台灣學生熱心地關心他們真好,否則不懂中文真的滿難修課的。這也是後來我會去應徵華語教學志工的原因,除了對認識外籍生有興趣之外,我對語言學習和教學也很有興趣。多元文化的學習可以增廣見聞,開拓視野,提升語文能力,不過這些都是我到了研究所階段才做的事。現在的大學生有更好的多元文化環境,應該多多藉由這種環境學習。

總之,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同學,齊聚在日文教室裡,藉由日文學習,擦出耀眼的文化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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